秋果李半仙

 鲁迅故居绍兴，大约是三年前是看过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故居门前鲁迅像，很传神。伟人手上的烟飘很远远的样子。很有味道。后来在看《百家讲坛》时，发现有了鲁迅的这张像是作为背景的。这故居让人觉得先生的祖上是曾经阔过的。但先生只在绍兴渡过了他的少年时期，十六岁以后就出外求学了。只有那不朽的“百草园”“三味书屋”仍是在的，风景与先前已是大不相同了。
上海不是鲁迅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却是他生命中最完整最幸福最重要的地方。应当是在和许先生同居后就一直生活在上海的，那时他已四十有五，步入了一个男人生命中最美丽最幸福的时期，这幸福对于先生本人来说是有点太迟了。
 
 

 今年休年假，进了一趟城——上海。
看了南京路，外滩、豫园和上海科技城，复旦大学，其它的就是随便走走了。
南京路，没有想像中的繁华，外滩也只是匆匆一瞥。大约天气太热了，看得不仔细。科技城完全是儿子和小奥理想中的景点。整个概念是面广而且知识含量大，小孩看还可以，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只有赞叹的份了。复旦大学则是心中永远的梦了，我是那样虔诚地站在毛主席像前，听着导游讲解着那座五米一六的底座高度与文革时间的暗合，叹息着时世的神秘难测；在陈望道像前，看着那张清雅的江浙书生模样的脸，心底里涌起的却是难得的崇敬之情。早在文字上记过多次的《共产党员宣言》的译者原来与自己想像中的样子很一致啊，另外稍稍关注了一下相辉堂，风景是很美丽的。图书馆里坐满了正在学习的年青人，难得。
本想去看看“一大”原址的，时间不够，没能看到，有点遗憾。
最让人欣慰的是，去看了上海的鲁迅故居。
那天天气难得的凉爽。（待）

 一个不读书的人，行千里路，会闹出笑话的。
带六岁的孙小奥到上海，刚上车，脚没站稳，女列车员就尖着嗓子喊：小孩，补票。心里一下子就升起无名火。看清没有，就叫补票。懒得理她。
 车刚开动，女列车员就到我身边说“这孩子要补票的。”我给她一对卫生球，翻白眼，没出声。
刚安顿下来，两个女列车员又来了，说：“补票”。
我回答：“一个六岁的小孩，身高不到一米二，要补票？”
接下来的对话是这样的：
“身高有一米一了，她上车时我看到了的。”
“她有一米一八，不到一米二，为什么要补票？”
“我们有规定，一米一就要补半票的。”
“那她坐汽车为什么不买票？”
“坐汽车规定一米二才要票的。”
“火车和汽车的标准为什么不一样？”
“铁道部就规定是一米一”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标准，那时候人都饿得要死，么样长得高？你们把那时的标准拿到现在来执行，你认为说得过去？一点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没有。”
“走，我们找列车长去。”
一切归于平静。小奥没补什么票。
相似的一幕，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又上演了。不过这一次，我是以一挡三的。
加了一句“那是铁道部的霸王条款。铁道部几牛撒，连焦点访谈都拿你们没办法。不合理的规定，我不接受。”
小奥又没补票。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以后小奥出门坐火车，一定要跟二姨妈走，不用买票的。
我不读书，所以没有顾虑。行走天下，是如此潇洒。

 人是有层次之分的。
不同层次的人对于读书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比如罗亦菲的奶奶就对读书太多很不认同，她认为读到能有个职业养活自己就行了。特别是碰上她儿子读书要她掏钱的时候。当然，如果不用她的钱，读书还是可以的，在她的心目中，钱最重要。短视。
罗亦菲的妈妈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总认为多读书不仅能找到更好的职业，还能明理。读书就是为了明理。
加上夹在中间的，还有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身兼儿子和丈夫的人，能有好戏？
道不同，不相与谋，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