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果李半仙

  这个季节下班回家，天色便暗下来了。白天是一天比一天短了。一进门便忙着做家务，好在儿子今天补课，在学校吃晚餐，要不然更是忙得很。
  在阳台上收衣服，忽然听到有人喊。这个月人病得厉害，不敢随便答应人。急匆匆打开门，邻居大姐手拿铁锤惶然站在门口。她结结巴巴地说“楼顶上有绳子。”我随即就上到顶楼，一直往前走，顶上是盖了瓦的，光线不太好。邻居在后面喊“我们两个人不行，要再叫上个男的，有小偷，很危险的。”我说了声“不怕”。就来到她所指的两捆绳子边，仔细一瞧，好家伙，一捆绳子已经绑好了，另一捆还未拆开，钩子已挂在窗口。国庆快到了，小偷也真是有心啊，准备工作做得这样稳妥。
  我和邻居三下五除二，解开已捆好的绳子。心里还恨恨地说“我全跟你拆了，叫你还偷。”本想就地向楼下扔下去，因为窗口紧挨着路边，怕砸着行人。我们就一人的捆地拖绳子下楼，一直送到一楼垃圾堆，还觉得不安全。我拿来打火机，拾些枯枝，点着将绳子烧起来了。那绳子的质地真地好啊，足足烧了一个多小时才算燃尽。
 邻居家先生和女儿在北京，我家先生也不在家，所以我们的警惕性特别地高。邻居大姐一边上楼一边战战兢兢地说“好怕人，要是小偷来报复就不得了”。我答应
说“不怕，不怕，哪有那恶的小偷。”
第二天，每天准时邀我上班的邻居竟然迟迟没有动静。为了保险起见，我按了隔壁的门铃，门开了，邻居面色憔悴，眼睑浮肿，一个晚上变得吓死人的。她喃喃道“我一晚上没睡，好害怕。我晚点去上班，你帮我个请个假。”我惭愧地说“早晓得你怕得如此厉害，昨天你到我家睡撒。”
我上班了，刚到办公室门口，电话来了，是邻居的。“好怕人，楼顶上有几个人搞得响得很，我不敢出屋了。”我安慰说“不怕，光天化日，出入自家门，有个么怕的，就算是小偷来找绳子，也不怕他，哪有好怕坏人的。”
楼下的邻居也来了电话“有个穿黄衣服的像是电力或是煤气公司的人在楼下到处看，像是找什么，你们昨天是不是烧了绳子？，他们是不是找绳子的。”
我惊得差点把电话掉在地上。妈呀，我怎么就没想到有可能是别人的工作用具，一门心思就认为是小偷呢。这下么办。
 邻居来上班了，她笑逐颜开地对我说“搞清楚了，不是小偷啊。有三个煤气公司的人在楼梯间一边走一边骂说是绳子都被小偷偷走了，还么样修理管道撒。他们还问我看到绳子没有，我说没有，没见过。”
我愣了，到底谁是小偷啊。
这回真的是冤枉小偷了。

 林彪的传奇人生，让人感慨不已，更让人扼腕叹息。
然而，对那些伟大而神秘的大人物们，平民无法理解其思想轨迹，也无从探寻其内心过于复杂而深奥的历程。
 我曾参观过林彪故居，本是路过，有些好奇。没想到让我伤心的不是这位共和国元帅非同凡响的悲剧人生，而是他身后那寻常的乡间女子。又是这样如花的生命，没有绽放就已经萎谢。真的让人无法理喻。
这位叫汪静宜的女子，本是黄冈回龙山人，与林家不远，其父与林的令尊关系很好，大约两家还有生意上的往来。按照当时的乡间习俗，两家订了“娃娃亲”。汪家父亲没有想到这一平常之举，成为女儿一生凄凉的导火索。
按农村当时的流行作法，汪林两家是下了聘礼的。年青男子女子就是未婚夫妻的关系。众所周知，林彪很快走出了回龙山，参加革命，后来了了井冈山。他曾在回家时提出过悔婚，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
几十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了，从前的林育容如今已是名震天下的开国元帅。而汪氏女子一直静静地等在老屋，不听任何人的劝说，坚持不嫁人，默默地守望着她心中的希望。
林的婶婶曾很是过意不去，在林彪到武汉时向叶群提过汪凄苦的生活。叶群当即表示刚好林立果和林立衡需要保姆，汪可以到她们家来帮助带孩子。平心而论，这个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汪静宜没有文化，不识字，到林家当个保姆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然而，倔强的女子拒绝了。她愤然道“我本是林家的媳妇，凭什么当保姆”。
她单身一人，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养活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白发如霜。曾经县里的领导送给她三千元现金，那时候三千元是很可观的数目。她追问给钱的人是谁，领导一言不发。她轻轻叹了口气说：“不说我也知道，是他给的。”
当然是林彪给的。无论林彪在政治上如何大节有亏，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是洁身自好的。对汪氏女子，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其内心的不安和同情。尽管在这件事上，怪不到林彪头上。
汪静宜老年的生活由其娘家侄子照料，如果我没有记错，她应当是死在林彪之前。死后遗物为一件用红绸布包得好好的包裹，三千元现金一文未动。
林氏家谱上记载“汪静宜，林彪聘妻”。这也许是对汪氏女子几十年无望的守望唯一的安慰。如果这还算安慰的话。
奇怪的是，叶群本名叶敬宜，林彪让她改了名。
汪静宜这普通的女子，就这样走完了自己孤寂的一生，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承受的一切对她是何等深切的摧残。
倘若她当年订下的亲事不是林家，她将有什么样的人生呢。
这种假设已没有任何意义。她早已在地下安然睡了几十年。
她哭过吗？

很偶然的，路过李先念主席的故居。我对同事说“去看看吧。”
路还是比较好走，大约是县里修过好几次的。这故居的基本格局有点韶山的意境。屋前是一水塘，背后有一小山，只是这故居比起毛主席的故居要冷清得多，也穷得多。故居只有一间屋，一进门就是堂屋，左手一间卧室，右手一间厨房里还有一张床，是李先念同志的母亲用过的。家里东倒西歪几张椅子，解说员是李主席的侄孙子，介绍说这几张椅子是李先念自己当年学木工时做的，一张桌子，一水缸，两张床。看得出当年主席家里是很穷很穷的。
解说员说：李先念同志当年革命前是娶了媳妇的，比他大一岁，很平常的乡间女子，从外表上看没有他中看。结婚的时候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少年夫妻，家贫，李先念志向远大，很快就革命了。家里的妻子担惊受怕，夫妻间常有口角。然而，妻子一直是为他担忧的，也许她并不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她只是发自内心地对身边这个丈夫做那么危险的事无法释怀。他们不曾生育子女。
后来李先念长征去了，妻在家，一直未曾嫁人。正值青春年少，又无子女，丈夫一去几十年没有音信，而她居然就守在这一贫如洗的老屋，虚度自己的黄金岁月。
解放后，丈夫有了消息，已作他人东床。也许她很痛苦，可能会失落，然而，她没有办法。不要说京城寻夫，出了李家大屋，她分不清东南西北，上一趟县城都难，何况丈夫已不是当年的木工，贵为一方诸侯了。她流过眼泪，只是没有人看见过。午夜寂寞的思念已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呼应。
丈夫尚有一念之慈，有人上门来帮她办了商品粮户口，每个月有几十元生活费。总算是良心不曾泯灭，给了结发之妻一口饱饭吃。穷了那么多年，从此不用辛苦劳作，也不会挨饿了。第一次在人前热泪长流，不是因为幸福，更多的是酸楚。不知为什么，我竟想起了《铡美案》包公让人回肠荡气的唱词，送上纹银三百两，香莲你回家教子念书文，千万读书莫作官。
李先念同志后来回乡见过一次发妻，妻子哽咽难语，没有说上几句话。那已是莫大的安慰。
大约是八六年，李先念最后一次回到老屋，发妻已老了，想再见他一面。县里的领导不敢答应，只好让她站在老屋的邻居家窗口，看看丈夫。那天，从早上开始她就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口，盯着窗外。几个小时过后，一大群人拥着李主席，还有他风度迷人的林佳楣夫人。在老屋呆的时间并不长，其间李先念的二嫂在现场，她能见主席是因为李先念当年遭国民党追捕时，躲在山洞达二十天之久，就是这位娴淑的二嫂冒着危险每天给他送饭。
李先念离开了，发妻站在邻人的窗口忍不住喊他，叫他的小名，不知是年纪大了耳朵有些背，还是因为林佳楣在场有些不方便，总之是没有理她。发妻伤心欲绝，一个月后，弃世而去。
乡间这样的好姑娘，遇上那样的时代，遇上那样志向高远的夫君，本应丰富多彩的人生成为一片空白，余下几声叹息。
假如人真的有来生，愿这位未曾留下名姓的好姑娘，遇上一位善良普通的小伙子，守着一生一世的情缘，还有一大屋子的孩子，体味真正的人生。

 年少轻狂时，真的以为个人奋斗的力量巨大。只要我能坚持，只要我努力，只要我一往无前，那么，我就能成功。先哲和老师们也大都是这样宣扬的。
几十年过去了，世事难料，经历了那么的磨难之后，才明白，遇与不遇，失之千里。
有那么多的因素，不是人自身所能掌握的。命运的咽喉只有贝多芬那样的天才才能扼住。凡夫俗子就不要作那样的幻想。
人，在更多的时候，只能顺势而为，所以，四十岁以后的岁月，我总劝自己，对有些东西要学会放弃。
遇与不遇， 是人生最大的谜。
 

 好久没有这样大病了，病到卧床不起，每日昏睡，不知晨昏。儿子对我说“妈，你这一睡就是十天了，还不起来呀”。我每天就喝几口白木耳汤，都不晓得是么样撑过来的。
昏沉沉，还能每天到医院输液，我都记不得自己是怎样走回来的。
等到我自己有了一些意识，有饿的感觉的时候，已经是教师节了。儿子上了十天学，我却几乎是一无所知。
人稍稍清醒过来，就检查儿子的作业。看得两眼冒金花，都看不懂了。
到医院查血，搞了一大串，竟然没有什么毛病。
这就怪了。
我坚持认为是有了邪气，于是每天晚上睡觉时都放一把剪刀在忱头底下，人竟是松了一大节。
病如抽丝般慢慢退去了。
从九月十日开始，我正常地一日三餐吃饭。
曾经很自然的一切变得如此可爱，能正常地进食，幸福原来如此简单。
这一病，病得人清醒了许多。
人，不能要得在太多了，特别是像我这样没有多大福气的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件多好的事啊。

 这一病，突然而厉害。一病不起啊。人老了，这样禁不住。每日望着窗外的天空，咳得七晕八素。
受不了啊。

 寻找鲁迅故居是费了些周折的。地图上看在山阴路，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要找到一条很确切的地点还是有点难度的，下了公汽，是鲁迅公园附近。先是问了一位带眼镜的学生，那人茫然摇头。后又问一像是知识分子的老者，仍是不知道，再问一位四十多岁的女知识分子，那人很不好意思，大约是有些惭愧。居然还向我鞠躬表示歉意。我们一行五人慢慢往前找，先生说，大约是在前面的路口再向左转就是山阴路方向了。果然走了一会，竟然看到了内山完造书店的牌子，现在已经是一家工行的营业室了。再向一超市店员询问，他热情地指着路，向左转五十米即到。
这一转就别样风景了，山阴路果然荫凉安静，没有太多的行人，也没有车，路两旁绿树成荫，两侧的房子一色的三层楼，整洁而素朴。就在这一排排的民居中就有一座是鲁迅先生的故居了。门票不贵，八元钱一张。一个解说员刻板地打开故居的大门，今天只有我们几个人来看先生了。
一进门是个不过几平米的院子，种了两棵桃树，而先生的北京故居是有两棵枣树的。打开再进门就是先生的客厅带餐厅了，客厅窗下放着一台缝纫机，是许先生用过的，边上摆着一柜，有些日用品，中间是一张方桌，麻将桌那么大，我想先生来客大约都是在这儿坐而论道的，后一排就是餐桌了，厨房在后院，不在参观之列，接着上了二楼，右手一间小房是洗手间，正对楼梯是先生的书房兼卧室，摆设很简朴。一床，一桌，几张椅子而已。先生就是在这张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的。
三楼右手间是用来放杂物的，几只箱子和一乘柜子，是放先生家的棉被和衣物的，都是极简陋的。正对楼梯是一间大卧室，是海婴和保姆的房间，一床一柜一桌而已。
参观故居用不了多长时间，故居的遗物是许先生五十年代捐出来的，保管得很好的，难得的是在遗物中竟有海婴玩过的珠子和棋，不禁让人莞尔。
故居出来，心情竟然很好啊。
先生的故居就应当是那个样子，多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