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几年物价的大面积上涨，通货膨胀这个词变得越来越流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通货膨胀？本文将从某种角度分析中国近年发生通胀的一种隐性原因。
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造成通胀的原因，大体可概括成一句话，即“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通俗的讲就是钞票印多了。在经济学中除了货币现象以外还有消费需求拉动通胀、成产成本（主要是工资上涨）推动通胀、以及所谓“结构性通胀”（经济结构变动产生的通胀），所有这些都可以简单地可以理解成 钞票相对来说印多了。
造成中国近年来通胀现象，当然不能排除以上几种原因。在货币层面，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每年有占GDP35%的过剩产能被美国吸收，外贸交易收取的大量美元最终以央行发行人民币的方式回购，相当于国内凭白无故就多印了占年度GDP35%的钞票；消费需求面，随着经济发展，国民可支配收入也有所上涨，这必然导致消费需求的增加，虽然这方面因素所占比重不是很大，却也能对通胀起到推动作用；生产成本，劳工工资（至少是名义工资）上涨是个不争的事实，加之一些保护劳工法律的出台、最低工资标准的出台都对提高生产成本有着推动作用；而在经济结构层面，新型行业（如IT、电子、金融等）的高速发展，国营企业改制改革都是经济结构变化的具体表现。那么在这些对通胀原因的传统认识之外，是不是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呢？
通过对中国行政结构的研究，笔者发现了一种，由于中国行政结构造成的管理低效率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这种低效率隐藏在许多人的视野之外，由它所产生的通胀且将它称为“隐性通货膨胀”。
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隐性通货膨胀的成因。在货币供需已达到平衡，消费需求不发生改变并排除掉结构性通胀之后，如果改变一个变量——生产效率降低，那么这时是不是也可能发生通胀呢？换句话说，当货币量不变而产能下降是不是也能发生通胀？其实回到货币面来看，当货币不变而生产的物品减少其实也是货币相对过剩，同样能够造成通胀。这里的疑问是：明明中国产能增强并且超出了国民的消费能力，这个现象本来可以说明生产效率在提高的，为什么还说“生产效率降低”呢？
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郎咸平所将的“中国二元经济体系”——部分过热（地方建设过热），部分萧条（生产企业萧条）。在笔者看来，（至少在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各产业的生产效率也是“二元化”的——部分生产效率越来越高，部分效率越来越低。与“二元经济体系”相反，生产效率越来越高的正是“萧条”的生产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而效率越来越低的则是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正是行政管理效率的降低，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而这种成本不可能像物品一样可以出口到国外，只能由全国人民内部“消化”。
可以想象这么一番景象，效率越来越高的生产企业为国外消费者生产着越来越廉价的商品；而效率越来越低的行政机构为国内居民提供越来越高成本的行政服务。行政服务的价格似乎是在与经济同步增长，但行政服务的质量则在不断缩水。这种缩水以潜规则的形式隐藏在行政管理的个个层面，成为了造成隐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