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诸位。今天，我想先谈我们是如何滥用经济学的，然后讲我对经济环境的模糊看法, 最后对中国股市的走向做个预测。

首先，各个经济变量的关系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把经济学转化成投资决策还要跨越一道鸿沟。所以，经济学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也许只是一个累赘而已。

经济学不是科学，不能用对待物理反应或者化学反应的态度来对待它。虽然近五六十年来，海外学者费尽心机，试图把数学的精准引入经济学，但是，他们的努力还只是点缀而已。对于投资者来讲，经济学天天受到检验和挑战。分析经济现象和资本市场时，理性的态度是谈论概率：如果这件事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有可能发生。当然，别的力量随时可能冒出来抵消或放大这件事的影响，而且时滞有长有短。

在研究中，我们经常犯如下的错误：

（1）试图做精准或者短期的预测，比如下个季度的金价，股价，铜价，物价。又比如，我们把6％跟8％的差别当太大一回事。实际上，6％可能大于8％。

(2) 我们的很多研究报告很牵强，不光是研究报告的消费者认为牵强，甚至连分析员本人都知道牵强。我承认，我也没少写那样的报告。比如，两件一前一后发生的事情经常被无端说成有因果关系。有些经济现象发生过两三次，就被认为是规律；人们划一张图，把坐标扭曲一下（比如，求增长率，求对数，平移坐标，等等），就说，"你看，这两个变量多么相关啊！"人们全然不顾样本太小和逻辑不通这一类的麻烦。还有：如果8年的历史数字不支持他的某个偏见，那么他就把时间定在7年或六年。

（3）在信息污染中挣扎。九十年代，格林斯潘被大家吹捧成了神明。我当时在外国投资银行做经济师，听说他老人家每天关注120个经济变量。我佩服得不得了。后来，我转为个股分析员，又听说巴菲特做企业的净现值折现（DCF）做30年长。我同样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连明年的现金流都无法预测，更别提30年以后的现金流。

这里有个食物链。如果消费者（基金经理们）每天询问下个月的物价，汇价，金价，或者工业生产总值，就必然有分析员们做这样的预测，尽管大家都知道那是瞎蒙。如果消费者不断问明天的股票指数是多少，是涨还是跌，就会有分析员随着音乐而跳舞。有需求就必然有供给。

我认为，券商每天的研究报告都太多，分析员们对每件事都立刻有评论，不免失去了真正想问题的时间，和必要的距离。比如，每个券商每天都有”每日智慧”，”每日快报”一类的出版物。我把这种现象叫"踩噪音"。在这方面，我本人以前犯了很多可笑的错误而不知道。在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这种状况可以理解，分析员都怕被人遗忘。但是消费者必须保持清醒。而他们的清醒可以引导卖方行为。如果消费者忽略每个月的统计数字，官员们的豪言，海内外千千万万的事件，那么，卖方的分析员们也就不再穷于应付。也就是说，现在，卖方的问题全部是消费者导致的。

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多，统计数据多，官员多，研究报告多。投资者即使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也无法跟踪所有这些。况且，这些噪音跟投资真的有关系吗？

巴菲特说，股民的频繁买卖不叫投资，一夜情的加总不能叫作浪漫。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可以说，对新闻垃圾和统计数字的评论不能叫经济学。美国教授 Paul Krugman 说，那最多只能叫"上上下下的经济学"。

如何把经济学里面的一些基本原理引申到投资决策？我看小心为妙。利率下降是否一定刺激资产价格？汇率下调是否一定刺激出口？刺激了出口难道就是好事？股民应该为之高兴吗？GDP增长加快对于股市是利好吗（想想2000年到2005年）？放慢是坏事吗？通胀率下降一定有利于股市吗？退市好吗？国际板坏吗？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见得"。这也就决定了，大家应该抱怀疑的态度。用这种心态，我现在讲讲我对未来经济的几点模糊的，方向性的和长期的看法。

我认为全球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回报率的下降 (也就是，赚钱的机会在减少，增长的速度在放慢); 由于这个问题，所以，厂商所能承受以及愿意支付的贷款利率在下降。从而, 存款的利率也在下降。

其实, 这种平行下移的过程也许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为什么偏偏在今天显得十分突出呢？原因就在于厂商在过去几十年内用增加负债率的办法缓解了产品过剩的危机, 推迟了增长的极限的逼近。厂商在股本回报率本来不够吸引人的情况下，用增加负债率的办法提高了股本回报率。现在，欧美的工商企业负债率不高，但是金融系统在撇掉坏帐后的真实负债率还是很高的。降低负债率的过程会很漫长而痛苦。

中国过去的十年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企业，政府和家庭三个板块的负债率都有很大程度上的提高。这无疑刺激了经济, 但是负债率的提高毕竟有极限。中国离极限也许还有很多距离, 但是, 负债率的提高对未来经济的刺激很可能会放慢。

欧美日的大趋势意味着什么？中长期资金回报率的下降，意味着投资回本所需的时间在拉长。这也就是市盈率的概念。在中长期，全球股市的市盈率会出现攀升的趋势, 也许中国除外(下面再谈)。

有人问，如果预期的中长期利率水平对于股市估值是好事，而日本过去十五年利率水平极低，为什么股市不死不活呢？我觉得, 日本的股市（还有台湾的股市）虽然多年来不死不活，但它们的市盈率却一直很高。他们曾经贵得离谱, 直到现在还处在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消化过程中; 中国股市迄今的市盈率也高于世界大多数股市，主要是因为股票发行受到限制, 所以股票长期严重短缺。现在, 我们股票的估值也许同样面临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消化过程。

很多人喜欢唠叨"中国股市或者中国楼市的中国特色"，我看那是自欺欺人。股市就是股市。楼市就是楼市。特色只能是短期的，不可能是长期的。短期内由于文化或者制度的原因，可能会有特殊性。但是，本来只值3元的东西被推高到8元，它迟早要回归。这个规律是没有国界的。我经常听到的"中国特色"包括，"在中国，租金回报率跟房价没有关系"，"中国的丈母娘特别看重置业"，"中国人投资的选择很少，所以只能买股票或者房子"，"政府绝不可能让价格大跌"，等等。我都不以为然。

股市里还有两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一是"今年股市特别难做"，好像别的年份曾经好做! 第二个论调是"现在钱多泛滥，实体经济难做，所以股市一定涨"。我在2004年就犯过类似的错误。当时我写了一篇报告，"中国B股的春天还远吗？" 我的论据是惊人的简单! 你看中国人手持的外汇越来越多，B股的市值和估值越来越低，总有一天，.... 结果呢？七年过去了。我真希望我没写过那份报告。

我的几个判断:

(1) 虽然未来几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由于今年的基数高而显得缓和, 但是实体经济的成本压力是照样的; 加上老百姓对生活费用的抱怨, 我看货币政策还会相对偏紧。

(2) 因为税收增长, 财政政策确实有刺激经济的能力, 但是我看政府不太可能有激烈的刺激措施, 特别是因为2009年4万亿的后遗症已经十分明显。 也因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形象太差。

(3) 在经济增长放慢时，企业利润增长幅度会明显下降，甚至出现大滑坡。今天20倍市盈率的股票，明年会变成26倍，如果股价不变。

(4) 未来几年中国股市如何？一年多来，我写过几篇悲观的文章，受到了几个朋友的赞扬。其实，关于股市的走向，我坦白，我完全不知道。准确地说，我的看法是，相对于公司的质量和市场利率来说，我们的股票都还比较贵，没有给投资者留下太多安全边际，所以今天看起来大势依然不妙。但是，贵的东西可以更贵，便宜的东西可以更便宜。不理性的市场可以持续很多年。所以，未来股市的走向，谁知道呢？

作者:张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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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小说]投资 (2008-3-11 8:59:21)

温州危机呼唤金融改革 

记者：您是中国最早做小额贷款的人之一。现在，温州发生民企资金链危机，放开民间金融这个话题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您的经验来看，放开民间金融喊了这么多年，却迟迟没有放开，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其实最大的障碍还是政府不松手。因为从需求方面讲有很高的需求，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中小企业贷款难，我们大银行是很难为他们服务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么发展中小银行，这方面国内有一点进展，最近各个地方的农业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相当多。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展民间借贷，包括小额贷款。但是现在政府对这方面卡得很死，稍微松了一点点，但是实际上还没有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基本状态还是那么个状态。

记者：如果您来猜测的话，您觉得政府这么做是什么原因呢，是为了维护国有银行的垄断利益还是认知错误？

茅于轼：我看就是这个原因，维护国有银行的垄断利益。这不光是银行业了，我们现在很多垄断行业不让民营资本进去，当然金融业是一个最典型的行业，外国资本可以进，中国资本不能进，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记者：您最近开玩笑说，您触犯了刑法。那么，您怎么看这种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政府管制，和人们的权利的矛盾？恶法应该得到遵守吗？

茅于轼：这个我想慢慢的会理解到，特别在金融这方面，过去发生的矛盾很多很多，大家都知道有些很大的案子，这两方面争论的很厉害，有的说他犯了罪，有的说他没犯罪。一系列的问题。到底这个是非怎么判断，过去拿国家垄断作为一个条件，现在不这么看问题了，现在是看你对效率，对公平是不是有贡献，没有效率那就你能获得公平倒也可以，又没有公平又没有效率，这种政策就是走错路了。

民间借贷所谓的非法集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碰到好几个这样的案子。我当然不是律师了，但是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它违反了这个效率和公平的基本原则。应该在金融业方面讲，所有创造财富的机会都要给它能够利用起来，除非它能够缓解收入分配的差距太大，这个作为例外。一般讲，金融业的目的就是创造财富。如果有一些机会政府不让它实现，这种规定就是有问题的。

记者：我们看到现在欧洲、美国都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债务问题，中国却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起码目前看是这样的，很多人就会说中国比欧美比较起来，反倒有优势，甚至很多人还讨论说中国要不要去救欧洲。您觉得中国现在的形势比欧美要好吗？还是它也有它自己的隐忧？

茅于轼：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从债务方面讲，我对这方面不是很熟悉，我说不太准确，但是我感觉第一中国政府的债务非常大，我们公布的107000亿，我估计这个债务还有很多还没有包括进去，比如说社会保障金的平衡问题，特别是金融业。那个107000亿是地方政府，还不包括中央政府，至于说金融业的债务，四大银行很多股份公司、上市公司他们的债务问题，那都是还没暴露出来。

我们也有我们的有利条件，第一个有利条件我刚才谈了，我们有很强大的国有资产；第二个条件我们有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这使得我们在国际上比较主动一些，当然这么高的代价，是不是有必要？这个大家已经议论了很多了，总的说起来外汇储备是不需要那么多的，需要一点，但是不需要那么多。这造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嘛。所以说我们跟欧洲、美国各有各的长处、短处，不大好比。

应出售国企来救经济

记者：和温州危机同时发生的，还有很多政府权力扩张的现象，比如，财政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远超GDP增速，政府投资增速也远远高于民间投资，这些是不是与改革精神背道而的驰？

茅于轼：这是的。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民间资本没有出路，为什么房地产价格这么高呢？这也是一个原因。大家手里的钱存银行保不了值就去买房，因为没有别的投资渠道。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敞开更多的行业让老百姓能够进去。温州的问题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中小企业贷不到款，他们就从民间资本去找贷款，这些贷款利息都比较高，背负着很高的利息，有的付不起就垮掉了，垮掉了有的就跑掉了。

记者：有人说，这些年很多反改革的政策，被冠之以改革的名头出台，他们把这称之为逆改革。那么，什么样的做法才能算改革？

茅于轼：回过头来看，从经济改革三中全会开始，我们走的一条路就是朝着自由市场、放弃计划经济、发展民间资本、发展国际贸易、也发展国内贸易，而且还有国际的投资，符合这个方向的应该说是改革的大方向。现在有很多情况呢，比如说国进民退，那就是违背了改革的大方向，还有就是对各种交易设置限制，这个都是违背改革大方向的。

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我们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嘛，我们要朝这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个目标来前进，那就是它的基本的要求就是自由交换，不要设置障碍。我不是说，现在对限购、买车买房的限购，这就使我们远离了市场经济。你再限下去，粮票、布票都搞起来，那就是整个倒回去了。所以什么样的一种政策法规是推进改革、什么样是反对改革，标准就是一个自由交换，一个是平等竞争，另外自由交换里头包含了发展民营经济了。

记者：过去遇到难题，大家就说用改革来化解难题。但是现在遇到难题，比如遇到温州的问题，大家就说政府出来救一救。现在还可以说，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难题，还是可以用改革来解决吗？还可以延续这个思路吗？

茅于轼：总的说起来，市场化的改革，用市场取代计划，这个方向是不错的。大家也说市场有失效的时候，这也是对的，市场有失效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市场之外的力量，往往就是政府的力量。在这种时候大家盼望着政府来解决问题，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而事实上政府未必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往往是整个搞错了，搞反了，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里头是一点儿也不少见的。所以我们盼政府要非常谨慎，尤其是计划经济的影子还在，它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我讲的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计划经济。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虽然复杂也不是讲不清的，也是讲得清的问题。

大家觉得有一条红线比没一条红线安全一点。其实全世界的粮食安全不是靠红线的。你要是讲粮食生产，你还要用化肥呢，光有一个耕地红线，还得有一个化肥红线。生产化肥还要用电，你还得再有一个电的红线。发电要用煤还得有一个煤的红线。你这好多的几百条红线，你保证不了。相反我们每天的超市可以买牙膏，牙膏是什么红线保证的？超市里好几千种商品在那儿，是不是有好几千条红线啊？所以一般人就搞不明白，认为这个东西有一条红线是好的。

你想一想，最后的保障是市场，而不是什么红线，没有市场就全完了。

记者：经常有学者说，二次萧条也不可怕，因为政府手里有的是救市的弹药。他们指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用改革救市比起来，哪种更好？

茅于轼：我方才强调了市场是吧。但是要知道，这个市场它能解决许多的问题，比如说粮食问题，什么水的危机呀，能源危机呀，那统统都不存在，市场都解决了。但是有一样市场解决不了的，那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就是市场造成的。所以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怎么处理？你光靠市场手段那确实是不行，因为它本身破坏了市场，所以需要用其他的办法来纠正它。

你方才提到的货币跟财政的办法，这个发达国家有很多经验，这是可以解决一部分。对中国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更有利的手段，就是我们有很多国有资产，你发货币是一个办法，你出卖国有资产也是一个办法。在美国就不行。美国没有什么国有资产，我们有很庞大的国有资产，土地到企业到什么办公大楼都是国有资产。你实在不行，过不了关卖点国有资产就能过关了。你也可以发货币，货币发了还不行，你就出卖国有资产，这个是中国的措施。

所以我觉得中国金融危机最后解决的方案，很可能就是这条路。政府债务、金融业的债务怎么解决？发钞票是一个办法，但是这个引起社会的振动非常大，出卖国有资产是一条路子。但是它的结果就是会削弱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力量，这应该说还是，也是一个朝改革的方向发展的一步。

中国创造财富世界领先

记者：就您的观察来说，为什么过去人们遇到问题就想到改革，而今天却总是想到让政府来解决问题呢？您认为发生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从深里讲，政府有一种趋势就是要扩大它的权力。政府的权力按照说在宪法上面是有规定的，政府做些什么，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这个宪法，本身也有些毛病，而且宪法也没有真正的实施，所以政府的权限，因为没有监督嘛，很容易就扩大了。作为政府的成员，它不知不觉就扩大它的权力。

你比如经济适用房就是，现在的廉租房，什么公租房，这就是把它的权力扩大到侵犯了商品市场，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的。土地也是一个例子，资本也是一个例子，它扩大它的权力。当然现在改革以来，总的情况是政府的权力在压缩，但现在最近这几年有国进民退的现象，很明显的是政府在试图扩大权力。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政府变成一个公司化。公司就是赚钱的，现在政府也以赚钱为目的，开了好多公司。这个按理说政府不能开公司的。政府你就管公共事务，你自己去开公司那还行了？现在各个地方都有政府公司，政府投资，就变了老板了，这个现象非常危险，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政府不能够以盈利为目的，政府主持社会正义，提供百姓对正义的要求，这是政府的第一号任务。你去做生意，政府做生意你当然有特别的有利条件啊，谁还跟你竞争得过呀？而且国有资产，政府办公司，有好多的毛病，这就一言难尽了。

记者：现在也有一些人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的问题是没有让普通人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您怎么看这种否定改革的民间知识界的思潮？

茅于轼：这个说法不太完全，应该讲中国的绝大多数都享受了改革的成果，收入最低的一些人也有很大的改善，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脱贫是全世界排第一，世界脱贫几亿人口中间，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中国的成绩。大家不记得了，改革以前的时候有3亿农民吃不饱饭，现在吃不饱饭的我看连300万都没有，很少很少。但是确实是分配不公平，他们改革的不多，但是有些有钱人改革是受益的非常大，所以也不见得是没有分享，有分享的。我们看过去的时候，旅游的旺季，那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嘛，是吧？这么多人有钱出去玩，这都是说明他们享受到了改革成果了。

现在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在我看就是一个收入分配的后头，实际上是地位和权势的不公平，或者换句话讲是特权在起作用，如果没有特权，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会这么的大。你看看真正有钱人有几千万、几个亿的人，他恐怕都跟特权有关系。

记者：另外一种思潮就是说，他们虽然承认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认为现在再说改革已经不合适了，改革已经走不下去了，您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茅于轼：那不对，现在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改革没有改好。从经济方面讲，垄断太多，国有企业太强大，这个需要彻底的改，特别是投机问题。从政治社会讲，人权没有保障，或者反过来讲，有特权的人侵犯人权，老百姓对这个问题也不敏感。老百姓敏感的是收入分配，其实收入分配后头是特权在起作用，这个特权看不见，收入分配能看得见。有的人很有钱，能看见，但是权势的不平等很难看得到，而这个才是中国真正的问题。人跟人不平等。

中国这个社会有几千年的特权传统，皇帝老子是最有特权的，底下是一品官到九品官都有不同的特权。所谓特权就是他可以侵犯人权，他不能侵犯人权就没有特权，大家都一样了。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特权社会。所以经济上、政治上都有问题，都需要改革，不是说改革到头了。

记者：回顾改革，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最大的缺陷是什么？

茅于轼：简单说，最大的成功还是财富的创造。中国在全世界拿财富创造来讲应该说是数一数二的，30年中国整个摆脱了贫困。我们从全世界排行最末，现在排到了中间稍微偏上一点了，我们不是一个最穷的国家，我们是中等，而且还稍微偏高一点的国家，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功。

最大的缺陷我觉得就是分配问题。贫富差距太大，但是这个问题重要的原因，还是跟社会的地位和特权有关系，我方才讲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看不太见，只有长安街上那个特权车可以看得见，他可以左转弯，别的你看不见。特权车只是特权的冰山上的一小点，底下还有一大块的特权我们看不见。

限购侵犯产权

记者：一方面，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有很多助长政府干预的呼声。比如，很多人赞同住房限购，甚至要求政府限购。您怎么看限购？

茅于轼：老百姓不懂经济学的。我在因特网上发了不少意见，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你比如说我提北京现在倒车这么困难，你出租车不涨价不也供不应求嘛，但是网上90%的人都反对我这个意见，出租车不可以涨价。你听老百姓的就完了，经济学不那么容易的，供不应求就该涨价，这是经济学铁的规律。北京市政府我觉得这方面就太软弱了，所以说老百姓要求政府限购，那就完全错了。限购是开倒车，要是说政府能够随便限购，我们口袋里的钱就不值钱了。

记者：有学者说，限购不是侵犯财产权，您同意吗？

茅于轼：当然侵犯财产权啊，侵犯你的钞票的使用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有钞票嘛，是吧？它限购一样东西，就等于是抢走你一部分钱。它有很多办法侵犯你的财产的所有权，比如说通货膨胀，你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还比如说收你的税，这都是侵犯你的财产权的。所以这些行为都要特别加以关注。通货膨胀这是不可以的，加税也是不可以的，限购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侵犯人家财产权了。

记者：在保障房问题上，很多人赞同政府建保障房，对于保障房中的腐败问题，他们说依靠加强监管来解决，这种思路可行吗？

茅于轼：保障房的根本问题还不是腐败问题，它是没有效率，没有公平。没有效率，我们知道最有效率的是商品房，那是效率最高的，创造很多财富的，但是它缺乏公平，所以要用，那你采取一个措施，你牺牲一点效率，得到公平，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保障房没有得到公平啊。谁得到了保障房？不是收入最低的人，而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你看看经济适用房谁买的？那个政策的设计就错了，他要求你拿几十万来买这个经济适用房，拿得出几十万的是最低收入的人吗？所以公平不是帮助普通人，而是帮助最低收入的人。这个千万不要搞错了。

改革面临危机

记者：您认为，政府还会回到改革的轨道上来吗？

茅于轼：这个要看很多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国内经济如果形势很好，它就没有改革的压力；如果形势很糟，它就不得不改了。还有国际上的压力，国内国际的压力，会产生一些改革的动力，不得不改。否则的话，我觉得我们政府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会改革。老百姓不愿意改的原因就是老百姓并不懂得经济，不真正懂，认为靠政府能解决问题，很多老百姓是这么想问题的，这个想法非常有问题。

政府有一种倾向，扩大它的权力，这个也就是跟改革是背道而驰的，改革是要党政要分开，党就管你党的任务，政府是管行政的事情，这两个不能够混为一谈，我们现在是党政不分的，所以这就很糟糕了。要看有没有产生改革的压力。

记者：您认为从民众的观念上来说，他们还会不会重新转向赞同改革的这样一个轨道上来，因为现在很多老百姓已经不喜欢改革了，不喜欢这个词。

茅于轼：对，你说得不错。你回过头来看我们改革30年的历程吧。最初的时候改革有很强大的推动力，因为那个时候太不像话了，老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包括工人都想要改，没有什么阻力，大家都要改。但是一开始推动改革以后，阻力就来了。你比如说国企改革，国企要民营化，百分之百的国企那怎么行啊？那国企怎么变成民营呢？这个问题就全世界的难题，但是中国把它解决了。中国解决的办法就是国企员工下岗，几千万人下岗，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但是整个改革推进了，而且最后他们下了岗，他找的比原来的收入还高了，他们没吃亏，临时吃了点亏，当然也有一些人到现在还吃亏呢。但是整体来讲，这个国企的劳动力，转成民企之后，他扩大了就业。

还有一个阻力就是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每个中国人都是既得利益者，除了农民。城市人口你有定量配给的粮、油、菜等等，那个时候价格很低的，一改的话，这个没了，你到市场上买，那东西都很贵，这当然很不愿意了。所以人喜欢计划，它是一个天生的东西。我们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就碰到改革的阻力，方才我讲的这两方面的阻力。

现在还是有阻力的，因为改革就是让市场来主宰一切嘛，市场这个东西它是逼迫着人去竞争，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这个人都不愿意，最好不要竞争，所以还是有阻力。另外还有就是它一定会侵犯一些现在已经有利益、跟现在这种制度密切相关的这部分人的利益，所以还是会有改革的阻力的。

记者：您觉得这个阻力还有可能克服吗？老百姓还有可能重新认识改革、赞同改革吗？

茅于轼：我们想30年以前改革开始的时候，虽然有这些阻力，但是政府的决心很大，这应该讲就是几届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比如说参加世贸组织，那时候就说你是卖国，你牺牲了国家利益，这种压力都顶住了，中央有改革的决心。现在有没有决心？现在我觉得很有怀疑。现在从最近这个五年、十年来看，改革是有点倒退的，特别是国进民退。

30年以前老干部、知识分子、农民都要改，军队也要改，现在呢？现在既得利益是不愿意改的，老百姓要改，他也不知道怎么改法，他以为还回到计划经济去好，毛泽东时代好，这是现在面临的改革的重大的危机就在这儿。除非发生了大的经济问题，不得不改了，我觉得这个情况很可能会发生。就是GDP掉下来了，社会很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你不得不改，这个时候还是会改。否则的话我觉得改革就没什么动力了。

记者：在这种政府扩张权力的冲动，还有老百姓厌恶改革的观念，在这两种合力之下，改革真的就是死掉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您的心情会怎么样？

茅于轼：是啊，现在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老百姓不知道该怎么改，或者是认为我们计划经济还好，18亿亩红线比没有红线好，这是老百姓的观点。拿政府的立场来讲，政府的既得利益阶层是不愿意改的，现在改革就面临这样重大的危机。但是现在也不能说改革一点力量也没有，中国还有一些强大的力量，那就是老百姓的呼声，各个地方的维权的运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老百姓知道的事儿越来越多了。

记者：如果请您就改革的话题对网友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茅于轼：那就是经济上要自由交换、平等竞争，在政治上要反对特权，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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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实践

(一)大力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制、重组和引进工作，不断健全和完善深圳金融服务体系。陆续完成深发展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平安集团控股深商行、华商和中国国际财务股权重组等工作，为国内同类银行的改制、重组提供了新鲜经验;顺利完成深国投、建设财务、赛格财务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务和股权重组，部分机构得以重建和新生，部分高风险机构实现平稳退出;实现了国有银行股改、邮储改制在分行层面的平稳过渡。先后引进了11家外资银行，并于2007年以来分批完成18家外资银行的法人转制工作，使深圳的外资银行总数达到31家，其中外资法人银行4家，机构及法人总数稳居全国第三。引进北京银行等11家城商行，新设了平安利顺货币经纪公司、中集财务公司、中兴通讯财务公司等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并组建了5家村镇银行，进一步丰富了金融服务层次、完善市场功能，壮大了金融服务体系。截至今年9月末，深圳银行业贷款余额由2003年末的5368亿元增至18640亿元，增幅达247.24%;存款余额由2003年末的7043亿元增长至24670元，增幅达250.28%。税前利润由2003年的43亿元增至2010年的478亿元，增幅高达1011%。

(二)肩负风险为本的使命，密切关注和防控银行业运行风险，不断促进深圳银行业构建风险管控长效机制。大力推进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建设，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通过开展规章制度专项清理、基层网点风险排查等方式，着力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内控建设，提高自身免疫能力;始终坚持加强对高管人员的履职管理，对高管人员可能发生的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实施动态监管和责任追究。认真贯彻落实宏观调控政策和监管要求，有效化解和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多策并举、多方联动，扎实推进政府融资平台清理规范，平台贷款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广泛宣传培训、认真检查督导，深入推动贷款新规有效落实，促进辖内机构重塑风险管理理念和良好信贷文化;全面落实房贷政策，严控房地产信贷风险，房地产贷款不良额和不良率持续“双降”;密切关注银信合作风险，督促银行严格落实银信合作业务转表工作，逃避监管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大力整饬市场秩序，坚持合规监管与风险监管并重，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通过落实目标责任、开展案件排查，着力构建操作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始终保持对案件防控的高压态势;严肃查处高息揽存、违规放贷、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和楼市等行为，联合六部门打击银行卡犯罪，发动开展金融执行无积案活动，促进深圳金融安全运营环境持续改善。截至今年9月末，深圳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由2003年末的576亿元降至197亿元，减少379亿元;不良贷款率由2003年末的11.22%大幅降至1.06%，减少了10.16个百分点。

(三)持续改进监管制度流程、完善监管治理机制，不断提升监管有效性。按照“机构监管到处，功能监管到会”的原则，我们逐步组建了跨处室的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创新监管和案件防控五个专业委员会，通过加强对各条线功能监管的组织、协调和培训，构建良好运行体系，实现了有限人力资源的最大化使用及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有效联动。按照“法人监管、属地监管和专业化监管”的导向，我们在国内率先开展深发展属地监管、招商银行并表及跨境监管、深发展与平安银行整合等监管前沿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为新形势下实现有效银行监管积累了经验、闯出了新路;我们同时组建了银监会系统的首个信息科技监管处，实现了对银行业信息科技建设及风险管理的专业化监管，为提升我国银行业信息科技监管有效性进行了有益尝试。

(四)秉承服务为重的宗旨，积极引领银行业助推特区发展与转型，不断改善金融服务水平。推动银行业持续加大对特区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为特区一体化、创建创新型试点城市输送宝贵血液;主动加强与市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配合各区政府深入推进银企合作。大力扶持节能减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助推优质龙头企业走出去，加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平台建设，鼓励创设中小企业授信绿色通道，督导设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中小企业贷款覆盖率和金融服务满意度显著提升。积极引导辖内银行业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信贷原则，严控“两高一剩”行业授信，支持高新技术行业信贷，引导银行业机构不断优化信贷结构，鼓励银行业机构采取差别化风险定价，大力拓展中间业务，积极探索转变经营发展模式;在系统内率先开发银行信贷风险监测系统，被银监会借鉴并升级为客户风险监管预警系统在全国推广使用，实现对商业银行的信息共享，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竭诚服务社会公众，首开先河发布“监管白皮书”，定期开展对外信息披露，提升了监管的透明度和影响力;成功举办公众教育服务日、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圆满化解房贷“反价”纠纷，顺利完成大运会金融服务工作，为深圳展现给世界的笑脸增添了一份光彩。

(五)充分发挥地缘优势，积极推动深港金融合作，不断提升深圳银行业发展及监管国际化水平。多年来，在深圳银监局积极推动下，深港两地银行业在机构互设、业务互动、信息共享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目前深圳已成为内地港资银行数量最多、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深发展、招商等银行也顺利在港开设分支机构或收购当地银行;2003年以来，随着CEPA协议的实施，两地银行业在业务、管理、技术、人才等多个领域全面展开合作交流，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随着近年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推广和前海深港现代高端服务业合作开发区的开发，两地银行业合作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深圳银监局成立以来，非常注重加强与香港金管局的合作交流，双方近年来逐步形成了稳定的沟通联系与监管协作机制，两地监管部门通过定期互访、业务培训、项目合作等方式，实现了信息共享和监管联动;此外，深圳银监局充分利用地利、人和优势，积极为兄弟局与香港金管局的沟通联系牵线搭桥，为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合作做出了贡献。

(六)着力完善内部管理，不断强化监管团队的专业素养和作风建设。注重培育监管文化，“和谐、专业、严谨、创新”的团队文化已逐步深入人心。创建银行监管论坛，广邀业界专家名流坐而论道，同时为局内员工搭建经验交流、思想碰撞的平台，营造出百舸争流、百家争鸣的氛围。建立定期培训机制，构建了多层次、多渠道、立体型的培训架构，根据监管工作实际，因时而动，因地制宜为员工开展培训、及时充电。积极倡导调查研究，通过建立信息调研激励机制，鼓励员工深入实际、勤于思考，在监管实践中发现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风险和问题。不断完善人事制度，着力推动竞争上岗、轮岗，为青年才俊提供施展才华和抱负的广阔舞台。大力推进交流互动，定期选派年轻干部到银行业金融机构挂职锻炼及赴香港金管局、汇丰银行等机构跟班见习，引导员工立足国内、放眼全球，深入钻研银行业务、积极借鉴先进监管经验。广泛开展红色之旅、拓展训练、趣味运动会等形式多样的工会、团委活动，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归属感。党风廉政建设常抓不懈，在全局树立起廉洁自律、拒腐防变的清风正气。

监管思考

(一)科学的监管理念是引领监管事业持续前进的重要指针。秉承银监会“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深圳银监局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提出了监管工作“风险为本、法人为主、服务为重、创新为先”的四为原则。通过坚持“风险为本”，我们以风险识别、衡量、监测、控制和风险处置为主线部署监管工作，实行了分类监管、差异化服务;通过坚持“法人为主”，我们深入实践属地监管、联动监管和并表监管，并推动银行业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实现稳健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坚持“服务为重”，我们寓监管于服务之中，着力加强对银行业的政策引导、合规指导和风控督导，为银行业合法、稳 踩诵斜＜莼ず;通过坚持“创新为先”，我们鼓励创新、宽容失误、严控风险、改进服务，鼓励银行业与监管部门之间多联系、多沟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以创新推动深圳经济金融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持续的改革创新是促进监管事业永不止步的不竭动力。深圳地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多年来在银行业改革创新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深圳银监局成立后，积极鼓励和持续推动银行业改革创新，2005年就出台了支持深圳金融创新的指导意见，近几年在主办创新论坛、开展创新评级、向银监会申请在深设立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在全国银监局系统较早设立了业务创新监管处，并成立了跨处室的金融创新委员会，充分发挥了对银行业改革创新的规划、指导、协调作用。八年来，不懈的改革创新大大激发了深圳银行业的经营活力，银行业整体实现机构和业务规模快速增长、经营战略转型加快;资产质量持续好转、风险抵御能力不断提高;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利润结构不断优化;管理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大量金融创新业务、产品和技术的出现较好地满足了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在全国创造了多项第一和先例。

(三)良好的监管文化是实现监管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在长期的监管实践中，深圳银监局逐步培育积淀了“和谐、专业、严谨、创新”的监管文化，为提升监管有效性、促进银行业稳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其中，“和谐”是基础，深圳银监局一直保持了和睦融洽、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工作环境和团队氛围，形成了团结协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专业”是前提，深圳银监局非常注重学习型、专家型组织建设，在监管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有较强专业眼光、专业能力、专业精神的一流干部队伍;“严谨”是保障，深圳银监局一向注重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内部管理、激发团队潜能，逐步形成了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良好风气，并以此促进了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创新”是动力，多年来，深圳银监局顺应银行业体制变革和创新发展要求，大力开展监管方式和手段的创新，为探索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有效路径做出了积极贡献。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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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想，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规避此类“价值陷阱”。一是避免购买那些未来增长不确定，资产质量有隐忧的公司。这类公司只要出问题，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和致命的，而即使暂无问题，在长期利空的作用下，股价也很难有所作为。二是避免购买那些未来增长很确定，但增长极为缓慢的公司。十年利润增长100%-200%，年复合增长率只有7%-10%，扣除通货膨胀和无风险收益率的作用，基本算无增长。无增长公司的市盈率和股价我们能指望高多少呢？

    对于投资来说，是否是明星股并不重要，是否是大盘股或中小盘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司长期的成长是否足够稳定，足够快。对于过去三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低于20%，当年增速低于25%的公司，我是从来不看的。我国股票市场未来十年是否也会出现一批僵尸公司呢？时间是最好的裁判。

    《Dead Stock Walking》，我近期本想认真翻译下贴出。见网友（股市内参选编）已翻译完毕，全文通俗易懂、文笔流畅，让我甚是欣慰，对该网友的辛苦工作深表谢意。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167ecb0102dut5.html

    在Alan Creech密尔沃基市中心办公室方圆几英里内，就有不超过7个沃尔玛的店。每家店都有巨大的停车场，方方的内部装饰，在巨大的广告牌上还写着大标语“存下钱来，活得更好”。这一切都会让Alan想到他做过的最伤脑筋的长期投资之一。

    Creech管理着Marshall大盘增长基金2亿美元的资产，在2004年买入沃尔玛股票，然后持有，再持有。虽然这个零售业巨头成功在经济衰退中增长了1500亿的营收，并且每股收益翻番。而且几乎每一个覆盖这家公司的华尔街分析员在过去7年都是给予买入评级。然而公司股价在2004年Creech以50元买入后，从来没有超过59元，目前只有52元。只比10年前上涨了11%。“每一个季度公司的盈利都达到预期，但股价没有任何波动，这让人觉得痛苦。”Creech说。

    Michael Farr，一位在华盛顿非常有经验的基金经理，对于他购买的思科股票也有同样感觉。他为客户持有了思科十年，而股价却下跌了4%。“如同沃尔玛一样，思科的每股收益在这段时间上涨了200%。然而这样的基本面对股价没有任何影响。甚至2009年3月开始的大反弹也没有吹动公司股价。这段时间标普500的指数上涨了60%（已经包括了最近的下跌），覆盖中小盘的指数涨幅更大。而思科的股价却回到了历史底部。（思科的发言人说公司在降低成本，重新获得投资者的信任；而沃尔玛的发言人说公司不在乎股价表现）。

    华尔街有许多像这样的股票，长期趴着不动。虽然偶尔也给人重组业务的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埋没市场资金。标普100指数中有超过30只这样的僵尸股，目前的股价低于十年前。还有11只股票的价格和十年前几乎持平，每年的回报率都不如通货膨胀。事实上，目前十年蓝筹股的表现是1968到1978年以来最差的。这些长期跑输大盘的股票包括全世界最大的制药企业辉瑞，最大的芯片制造商Intel，最大的工业股GE，最大的软件公司微软，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Amgen，最大的汽车公司之一福特，媒体巨头时代华纳，以及医疗设备龙头Medtronic。这些跑输者都是各行业的龙头公司，也是美国人持有最多的公司。退休者，守寡者，孤儿，上百家大盘公墓基金和指数基金都持有这些公司。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目前持有超过2万亿美元市值的大盘蓝筹股，这些公司在过去十年都没有取得正收益。

    事实是，这些公司长期低迷的股价给持有人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成本。比如持有沃尔玛的Creech常常会有“如果，假如，应该”这些想法。他承认，如果这个时间段卖出沃尔玛，而买入另一个折扣零售巨头Costco（股价自2004年上涨了100%多），或者买入注入新活力的亚马逊（股价自2004年上涨300%多），那么他基金表现会好很多。然而Creech和其他基金经理也承认，即使知道一个大盘股是僵尸，但是要他们卖出也及其困难。

    其实在补偿时间之前，在1990年代，经纪人和投资顾问都鼓励投资者买入大盘股，然而忘记。原因很简单：几十年来，买入大盘股不会错。1980到2000年，美国最大100个公司股票的平均年回报率为62%，甚至包括了股灾的1987年。投资者如果在里根总统当选的那一年买入1万美元的大盘股，然而在布什当选那一年卖出，他将获得12.5万美元。事实上，1970到2010年中，任何一个20年的时间段，大盘股的年回报率都不低于13%。甚至一些个股的涨幅更加惊人。辉瑞从1980年到2000年一共上涨了40倍，Intel 1986到2000年上涨了几乎50倍。

    而投资者通过带血的教训发现，买入并持有大盘股从2000年后就不行了。任何在本世纪初买入大盘股的人都常常要被重挫。2001到2010年假，大盘股的平均年回报率是亏损2%。而像思科，辉瑞，GE这些80到90年代的明星股成为了过去十年的僵尸股。即使市场反弹，股价表现也不行，甚至连分红都不多。两次资产泡沫，两次衰退和一次金融危机真的对投资造成了影响。到2010年市场有许多对冲基金交易员，快进快出，而且很高兴的支出过去的方法已不能用了。Baker Avenue Asset Management的老大Simon Baker说“买入并持有是错误的，市场已经进化了。”

    但是传统的长期持有投资理念并不是这些基金经理亏钱的唯一理由，甚至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专家指出许多基金经理除了买入这些股票，并没有太多选择。因为在这些行业中，大股票并不多。比如在许多投资者喜欢购买生物科技行业，因为一旦研发出受欢迎的产品，公司能持续盈利很多年。但是在这个行业基金经理只有两个大盘股的选择：Amgen和Gilead Science。虽然有许多高成长的小盘股，比如Caphalon，但是买入小盘股会带来另外的风险。一个基金经理说，他们的基金就不会被Lipper, 晨星或者其他评级机构列为“大盘股基金”了。这些归类可能对个人投资者不重要，但是对于金融顾问，退休产品监管者寻求特别种类的基金就很重要。对于一些大基金来说，基金经理甚至可能被解雇。

    同时那些把自己标签为价值投资的基金经理，也想买入被低估的股票。也是许多基金经理买入大盘，被市场验证过能成长的公司的理由，即使股价在下跌。如果股价跌幅更大，他们会买入更多。Robert Zagunis自从92年就持有医疗科技公司Abbott Laboratories，在他当初40亿盘子中。之后他买入并卖出过这只股票，通常占他基金净值的2%。自从2001年以来，Abbott的利润翻番了，但是股价却维持低迷。而这位来自波特兰的基金经理并没有抛弃这个股票，反而越买越多。Zagunis认为如果是私有公司，投资者会很愿意买入这种利润能增长的公司。然而因为Abbott已经上市，信息的流通太有效了，这种公司很难取得超额收益。事实上，Zagunis的基金过去十年平均年回报率为4.3%，如果少买些Abbott股票会表现更好。Abbott的发言人说公司股票被认为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因为公司的分红很可靠，过去39年都在增长。

    尽管面临压力，Zagunis和其他人都说不会放弃他们的买入持有策略。他们认为当投资者改变他们的策略和纪律的时候，会遭遇麻烦。基金经理Farr说每次他看到一个人改变自己投资风格的时候，就是死亡之吻了。事实上，行业观察者发现有些基金经理还加仓他们看好的僵尸股。比如Creech管理的Marshall基金。他将持有的股票数量从70减少到50，对于看好的大盘股价仓，包括JP Morgan Chase。公司股价比十年前跌了5%，他认为“要么加仓，要么就完全不持有这只股票。”

    需要注意的是，他今年终于把他长期持有的沃尔玛扔到了垃圾箱中。7年之后，他终于认为这只零售巨头成为了“价值陷阱”。Creech说沃尔玛的股价过去十年没有跳出波动区间，这让抛弃股票变得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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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小贷公司蓬勃发展

    深圳在国内属于较早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城市，2006年就初步启动了该项业务的探索和试点工作，陆续批准了中安信业、信安投资等公司开展商业性小额信贷业务。2008年，央行和银监会发布相关指导意见，对地方政府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提供指引。深圳市2009年初制定出台了《深圳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

    不过，与其他地区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的突飞猛进相比，深圳虽然起步较早，但随后并没有“大干快上”，公司数量上目前并不太多。对此，深圳金融办主任李林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深圳发展小额贷款公司采取的是比较积极稳妥的方式，不急于一下子大规模地扩展，既要讲究数量又要讲究质量。而被誉为国内首家的深圳市小额贷款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也表示，这和深圳小额贷款公司门槛较高不无关系，其他地方注册资本金要求仅为500万，而深圳是5000万－8000万，相差10倍之巨。

    证券时报记者从深圳市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了解到，深圳目前已注册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共计26家，另外还有10多家已经通过评审并获得试点资格，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开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营业的26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23亿元左右，平均每家注册资本超8000万，自开业以来已累计为社会解决了近百亿元融资需求，累计发放贷款近16万笔，为深圳市数千家中小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广大的个人提供了融资服务。“我们预计未来3年内，深圳小额贷款公司家数将达到50家，并且在评审过程中，将会对注册资本金大、更有实力的公司予以优先考虑。”该负责人透露。

    产业链模式备受推崇

    与其他地方小额贷款公司多为政府牵头组织不同的是，深圳在推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方面仍然遵循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式，政府只做引导，尽量通过引导社会民间资本进入，并结合深圳本地高科技中小企业发达的特点，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发展模式。

    据李林介绍，现在深圳市小额贷款公司运行情况非常好，从模式上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完全针对传统个人消费贷款业务的公司，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安信业、信安易贷(http://www.pinanyidai.com)、亚联财、世联等；第二种是由担保公司作为主发起人、与担保业务相互配套的公司，具有代表性的有中科创、安信、华融、中恒泰等；第三种就是由龙头企业或行业协会发起成立，主要为解决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以及行业协会中的中小企业融资贷款，比如怡亚通、研祥集团、深圳五金行业协会等。

    记者了解到，目前业内各方对第三种模式的市场前景十分看好。数据显示，深圳目前的小额贷款业务市场份额中，个人消费贷仍然占了较大比例，但有业内专家预计，类似于研祥集团出资成立的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模式有望后来居上。资料显示，2010年5月，高科技企业研祥集团出资成立的“深圳市共赢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获批，这也是深圳高新技术领域首家由科技企业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的这家小额贷款公司，采取集团客户的模式运营，研祥集团根据常年与客户交往所掌握的信用状况、发展前景、团队实力等，对客户进行排序，并据此决定是否贷款及款项多少。

    “目前深圳正着重发展第三种模式，主要是一方面能够借助该项业务缓解深圳本地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对象多为企业上下游产业链条上的企业，互相知根知底，风险可控。”深圳小额贷款一业内人士认为，高科技龙头企业上下游的企业也多为有一定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大力发展该类小额贷款业务服务于新兴产业，与当前国家和地方政策十分契合。另据了解，国内其他一些城市新成立的一些小额贷款公司也开始借鉴此类模式。

    深圳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也证实，依托龙头企业发起成立，为企业上下游产业链提供金融服务的第三种模式，目前比较受到深圳金融办的推崇，政府希望大力发展，这也是深圳中小企业发达环境下催生的特有现象。“除了目前已经成立的中兴、中航、研祥集团外，比亚迪也在准备成立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小额贷款公司。”上述负责人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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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深圳小额贷款公司的单笔贷款金额一般从10万到500万居多，一些公司明确表示“10万起贷”。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和其他城市相比，深圳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并不多，但贷款规模则在全国名列前茅，有的公司单笔上亿的贷款都做，可见实力之雄厚。福田区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还表示“创业板的上市公司都做，只要你有需要有实力。”

“免担保免抵押，最快半天放款，利息优惠……”近段时间，不少企业主都会时常收到“小额贷款”的推介短信。对此，业内人士提醒，由于近期银根收紧，正规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相对谨慎，类似推介广告可能是高利贷或欺诈，企业主当心不要受骗。

“经常收到信息，像推销员一样，还主动打来电话。”从事手机零配件的企业主刘老板反映，一位自称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经理给他打来电话，表示可以放贷100万以内，为期1个月，但必须先向指定账号打入贷款管理费和放款手续费5000元。刘老板咨询朋友后发现其中“有诈”，因为正规贷款程序都是放款在先。

专家建议：由于其管理运营方面存在着不同的问题，贷款者要慎重选择深圳小额贷款公司。

看下2011年的贷款利息变化，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贷款10万元、三年还清的话，就要支付100000 * 3 * 6.60% = 198000元，也就是说贷十万元，三年后就要偿还利息近两万元，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

近日深圳贷款网推出了新一代无担保个人贷款，就笔者了解到该深圳小额贷款至少有四大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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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无担保。第二，放款快，最快1天就放款。第三申请比较容易，据相关人士介绍，电话或上网申请即可，客户只需上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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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认为大家必须接受市场细分的理论。期望大银行十分关注小微企业贷款，那是不现实的。大银行官僚主义严重，决策程序冗长，成本高企，弯不下腰来。这是永久的事实。中外皆然。我们不要批评，勉为其难。本人在四家外国大银行工作了15年，我发现他们的问题同样严重。最近，我在浙江和江苏调研，听说某国有银行欺骗政府，吹嘘自己发放了多少亿元的小微企业贷款。实际上，他们把对某大企业的贷款分解成对它的若干下属公司的贷款，由总公司担保。所以, 不切实际的政策只能鼓励作假。

 　　小微企业必须依靠小微金融机构，主要是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和村镇银行。此外，民间借贷本身是合法的，长期以来它也对社会和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政府和人民都要肯定这一点。

 　　第二，我们中国人口口声声喊支持小微企业，包括小微金融企业，但是大家睁大眼睛看看我们在政策上的歧视：衙门难进，牌照难拿，费用极高，回报太低。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我本人最痛恨的是如下五大政策。

 　　（1）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而信用社可以，私募基金可以(当然,他们用词不同)。

 　　（2）政府部门给小额贷款公司规定的负债率上限是0.5倍。而银行的负债率是10多倍，担保公司10倍，信用社实际上更高（特别是如果你把他们的坏帐剔除之后更是如此）。大家知道，普通的工商企业不受 负债率上限的控制。为什么监管当局要歧视小额贷款公司？政府应该废除这个负债率上限。其实, 即使监管当局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和市场上不受任何限制获取贷款，也不等于银行会无限制地提供贷款。政府应该把这个决定权交回到银行，交回到市场。

 　　（3）小额贷款公司不仅要支付获取牌照时的巨大行政费用，还要缴纳5.5％的营业税和附加，缴纳25％的所得税。在监管上，小额贷款公司受到这样和那样的监管，而民间借贷业者不需要牌照，不缴税，不受监管。你让小贷公司怎样有竞争力呢？很多小贷公司想关门大吉。这不奇怪！如果温州的小微金融机构生龙活虎，哪里还有地盘留给高利贷业者？我认为，高利贷在某种程度上是监管和政策创造出来的。

 　　（4）对股东的资格规定非常荒唐。为什么必须是本地企业和个人才可以当股东？外地人为什么不行？中国受闭关锁国的残< B>害还不够吗？在其它行业政府为什么要招商引资？为什么股东企业必须要有三年盈利？必要性何在？

 　　（5）还有一个更加荒唐的规定：每个股东的持股比例上限为20%或者30％。首先，这些小贷公司一般只有1到2亿元注册资本，要找到10个以上,并且志同道合的股东很不容易。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为什么要浪费中国企业家的时间, 逼迫他们去寻寻觅觅, 找来一些根本不认识的人们充当股东？结果是，很多发起人股东请他人代为持股，担惊受怕。毕竟这样做有风险，也犯规。中国那么多聪明人，为什么要制定完全没有道理的政策，然后听任大家违背它呢？这不是把法规当儿戏吗？

 　　那些不愿意 (或者不敢) 找人代持的发起人股东很快也发现，他费很大的力气申请牌照，张罗生意，承担风险，最后他只有20％或者30％的权益。公司做好了，其他股东不感谢他。出了问题，大家责怪他。所以，发起人股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更不敢有长远的打算。现在的普遍状况是，全国3600家小贷公司基本上是只做短期打算：他们聘请6到8个员工，发放10到20笔大额的贷款，天天打麻将。他们能真正帮助小微企业吗？既然我们的制度不鼓励长期打算，谁能怪罪这些人？

 　　六十年来，农村信用社最大的失败就是股权过于分散，结果谁也不关心和维护信用社的利益。而且，政府不允许它们跨地区经营，它们也不需要竞争，结果，它们从来就是一个个弱不禁风的小垄断。股东太多，没有一个强大的主心骨，那些信用社实际上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大家都知道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效率和前途！西方的投资银行即使在破产了好几回之后，在需要纳税人救援之时，还要每年给每个高级管理人员几百万美元, 甚至几千万美元的奖金！即使中层干部每年也拿几百万美元的奖金！荒唐至极，根子就在股权分散，股东缺失！

 　　有中国官员辩解说，如果不限制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的持股比例，他的权力会太大，容易发生关联贷款，或者卷款逃走。其实，大家知道，只要他控制实际的业务，他的权力都是同样大，不管他的股份是20％还是60％。如果他想卷款逃走，前者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即，当他只有20％的股份时），因为他的股比太低，诱惑太大。

 　　小微金融机构万万不可走农村信用社的老路, 必须在竞争中成长壮大。监管部门要允许小额贷款公司跨地区经营,竞争,兼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冒出来的赢家才有生命力。只有这样的赢家才能持续,可靠地服务小微企业。现在, 我国的监管思维是非常错误的: 比如, 监管部门不允许小额贷款公司把利润留存下来增加贷款的发放。也就是说, 监管部门不允许小额贷款公司长大。 这不是完全违背国务院的政策精神吗? 利润与注册资本有何区别? 增资扩股的程序之复杂, 足以让企业管理者发疯。

 　　政府不要指望银行装模作样发放小微贷款。政府要允许甚至鼓励银行贷款给小额贷款公司, 然后由小额贷款公司直接贷款给千千万万小微企业。 市场分工就是如此。 对银行来讲, 这样才是真正的风险分散。比如, 一家银行贷款给200家小额贷款公司, 每家小额贷款公司再贷款给3000家小微企业。 在这方面, 国家开发银行是银行业的楷模,他们支持1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其它银行为什么不愿意学习”国开行”的模式呢?

 　　最后一点, 我们万穗小额贷款公司坚持做微型贷款, 平均贷款余额12万元。 三年来我们创造就业18000人, 交纳税收2300万元。我们经常听到外界的赞扬之辞和"减税, 扶持”之类的美言, 不过, 现在还没有见到任何效果。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作为董事长需要花多少时间应付上述五项规定和股份转让,过户等杂事, 我明年准备写一本报告文学。

 　　中国小微企业关乎亿万人民的生活，容不得监管当局马虎大意。我紧急呼吁，丢掉那些对民生不疼不痒的坏习惯吧！

        作者:张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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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13岁开始离开学校去了过去叫做作坊,现代化改造之后叫做流水线或者拉这样的地方,每天从事简单的手工劳作.我有一段自认为是在拉上干活的经历,虽然有别于真正的流水线,这已经可以令我感觉很受束缚了.而他们这些听话的乖乖们,除了从小做这些活计,却将所有的收入按月交付给父母.不知不觉做了七八上十年到了大学该毕业的年龄,一抬头见到曾经浪费父母粮食的大学生们进入社会的时候,想了想,继续埋头做着自己的活儿,每个月照常往家里打钱.也管不了那批人到底是疯子还是神仙,因为即便是念完大学出来,也有一大批找不到工作在家让父母养着的,比起他们来,这一批早早出来给家里挣钱打工的伙计们可就划算得多了.

我原来这么想"重视教育"的湖北只不过造成了更加激烈的竞争,进而就是以无限延长课时这种方式来摧残年少的学生,因为大学的座位只给你湖北人留了那么多.你里面学生打成一锅粥,外面留给你的资源只有那么多.你们不是在跟外界的学生竞争,只是在内部消耗罢了.这种理解一抛出来可以先打一个绝对的对号,但换个角度.与我所遭遇的重教育的湖北相比,历史上算作南蛮的地方,那里的现代村民们眼看着身边的农田慢慢变成了工厂,他们赚钱的好机会来了,从小将子女往工厂你面塞,将他们变成每月固定交回工资的ATM机,多么优雅的选择.你们愚昧的湖北佬,费一生精力还小尖脑袋才养出来的大学生们,也不一定能给你带来什么,运气不好的毕业了还要你买饭票呢.

给出来的对比就是,湖北的家长们是被某种思想"蛊惑",反正养个孩子出来,就赌一把,给他养到大学.运气好,就带着家族翻身了,运气不好,最多就给他买几十年的饭票,这辈子翻不了身,下辈子再上,人生不就死一场.要么不玩,玩就玩大一点.换成南方某地,一窝蜂的赶紧从子女身上多赚点钱,男孩趁他还听家里的话,女孩趁还没出嫁.从小学毕业到成家,还有个十来年的时间,足够把当年生养的本钱挣回了.

想到这里,风气,文化,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就在脑袋四周绕来绕去.也就是一风气吧,说得文雅的就是文化,一方文化养育一方子女.念书的风刚好吹到了湖北,那他们就必须做大.而赚钱风所刮到的南方某镇,也就安安稳稳安排年幼的子女在工厂流水线上做一颗发光的螺丝钉了.

肯定我是有以偏概全私心的,但身边的父母比较来比较去的无非就是子女的学习成绩云云.那么想象一下南方某镇的父母们,是不是在比较这个月子女有没有按时寄钱呢.

想一想在另一个世界,有一群同龄的人们,在给工厂打工,将收入交给父母.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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